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- 麻将胡了官网

我今年97岁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我一生奉行的信念源于19岁时铭刻于心的理想：将生命奉献给人民。

我的成长伴随着抗战歌曲和前线捷报，追求正义的种子早已在我心中播下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期望，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学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建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天地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指导，一一纠正。大家因此称赞我“还挺明白的”，并让我负责打拍子，我的指挥生涯也因此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知不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深刻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质朴而真诚的歌声，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建立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之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每天沉浸在专业学习中，反复研读总谱，走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任务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称作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项看似微小的工作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且富有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常有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说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不过是认准了该做的事，便全力以赴地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自己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是否感到疲惫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份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中的一项庞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灵魂人物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希望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十分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